打击犯罪不能“误伤”普通虚拟数字资产用户

几年来，公安部连续开展“清网”、“破卡”等专项行动，遏制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有力维护了社会大局稳定安全。 截至今年8月，全国共破获电信和网络诈骗案件15.5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4.5万名，拦截诈骗域名和网址21万个，诈骗电话5100万余通，诈骗电话6.3亿余通。短信已被截获处置，成功停止支付，冻结涉案资金逾1000亿元。 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传统的漂白方式（开公司、投资房地产、地下钱庄、古董字画金融证券、皮包公司虚拟交易……）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必须要有新的替代方式成立。 不幸的是，正处于“豆蔻时代”的虚拟数字货币成为了这些“强盗”的目标。 由于交易的非面对面和匿名性，使用范围广，注资方式多样，获取现金的可能性大，服务分工，交易的快速性和不可撤销性，身份识别和利用虚拟货币洗钱 交易难度大、交易模式复杂等诸多特点，让这些不法分子一见倾心，欲罢不能。

在虚拟数字货币交易领域，平台和买卖双方都拒绝“黑钱”。 对于卖家来说，一旦买家使用黑钱支付购买虚拟数字货币的“货款”，卖家不仅可能面临资金被冻结影响现金流的情况，还可能被约谈，被带走，卷入刑事案件，甚至被捕。 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买家来说，如果用钱购买的虚拟数字货币是“黑币”，也会面临同样的风险。 对于平台而言，如果“黑钱”继续影响用户，不仅会影响平台交易量，还会影响用户数量和平台稳定性，最终损害平台利益。 基于以上背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黑钱”流入虚拟数字货币交易领域并不是用户的错，也不是用户的责任，更不是平台的责任。 普通用户和正常交易理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因为他们也是被这些“土匪”伤害的人。 虽然“黑钱”流入虚拟数字货币交易领域会对追回赃物造成一定的客观障碍，但造成不良后果的并非虚拟数字货币交易本身，而是不法分子所为。 ，由区块链技术的特点决定。 如果一定要把这种影响或责任归咎于某一方，我们认为罪魁祸首是上游的不法分子或看台，普通用户是无辜的受害者。 与理想中的丰满相比，现实不仅是皮包骨头，有时连骨头都不留给你。 在“专项斗争”的利剑下，部分交易流量“异常”、收受“黑钱”的普通用户，仍有可能被控以一定的罪名，比如“隐匿犯罪所得罪、犯罪所得罪”等。协助信息网络犯罪”、“妨碍信用卡管理犯罪”、“非法经营犯罪”……

本篇我们将从“协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名入手，为大家详细聊一聊。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罪名，明确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活动，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服务的罪名。为他们的罪行。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前两款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从轻处罚。从重定罪处罚。）构成“协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行为人主观上有“知”，即知道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其次，行为人客观上为此类犯罪行为提供了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在广告宣传、支付结算等方面提供了协助。最后，“情节严重”的标准需要被满足。

在虚拟数字货币交易过程中，是否构成“协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否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 2019年10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协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协助信息网络犯罪”犯罪活动”。 “情节严重”（入罪标准），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 （一）为三个以上的对象提供帮助的； （二）支付结算金额20万元以上（三）以投放广告或者其他方式提供资金5万元以上的； （四）违法所得1万元以上的； 系统安全受到行政处罚，还协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六）协助对象实施的犯罪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 （七）其他严重情节。 截至2020年10月20日17:30，比特币（BTC）人民币价格为77705元/币，泰达币（USDT）人民币价格为6.68元/币。 因此，对于虚拟数字货币交易而言，20万元的交易金额是一个非常容易达到的标准。 对于场外交易，这个数额显然太低了。

2、有无助人行为？ 协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并不要求行为人与受助人之间存在串通。 本罪中的这种帮助行为类似于共同犯罪中的从犯，但又有所不同，因为作为共犯中的从犯，需要行为人与被帮助人之间的共谋，而本罪则不这种共谋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接近于单方面帮凶的情况，也超越了传统的一对一协助类型。 可以说是一对多的协助类型。 案（九）”分别对其定罪。当然，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供便利的行为也可能符合共同犯罪的情形。对此，刑法第287条之二第三款规定。法律规定，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提供便利的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罪（含共犯）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协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主要是指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卖泰达币合法吗，或者在广告宣传、支付结算等方面提供协助。具体到虚拟数字货币交易领域，所谓“帮助行为”，主要是指提供支付结算的行为。

3、你是否知道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对“明知”的理解和界定，是判断其是否构成协助信息网络犯罪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入罪、离罪的必备条件。 “明知”是“实际上知道”，还是“应该知道”，还是“可能知道”，或者具有多重含义，在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 从理论上讲，犯罪故意中的“明知”是指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将对社会造成危害的事实。 因为主观知晓的有无也影响着行为人犯罪意图的有无。 既然本罪故意要求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危害后果，那么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中也应如此。 只有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是在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他人实施犯罪时，才能将中立的助人行为纳入本罪的犯罪行为评价范围。 因此，本罪中“明知”的内涵也应限于行为人“明知”或“应知”。 进一步看，在具体认定犯罪时，“知”的程度问题不仅仅是程度的问题，而是可以成为避免罪名扩大的条件。

我们认为，“知识”不应被解释为一种普遍化的可能性认知，而应局限于一种相对具体的认知。 所谓“知晓”程度，实际上是指涉案当事人主观上对上游犯罪相关事实的了解程度，包括但不限于行为主体、行为方式、行为方式等。行为的对象等。根据司法实践，除了在嫌疑人自愿供述并有其他证据支持的情况下直接认定外，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推定”认定“知情”。 关于“推定”的具体方式，可以参考《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等规定，规定为他人实施犯罪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有相反证据的除外：经监管部门通知后的有关行为； （二）接报后不履行法定管理的； （三）交易价格或者交易方式明显异常的； （四）提供专门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程序、工具或者其他技术支持和帮助； 或者使用虚假身份逃避监督、调查的； （六）为他人逃避监管或者调查提供技术支持或者帮助的； (七)其他足以认定行为人知情的情形。

上述推定规则只是不尽列举，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明知”推定的适用并不局限于上述情形。 结合行为人的认知能力、过往经历、行为频率和手段、与他人的关系、获利情况、故意逃避调查等主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同时需要明确的是，该推定仍只是事实推定，并非法律推定，允许涉案行为人提交反证。 而且，这一推定规则不能降低犯罪的举证标准，推定所依据的基本事实也应当查明无误。 在虚拟数字货币交易过程中，“知悉”的认定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1、交易场所是否受监管？ 一个交易场所是否“规范”并不代表是否“持牌”，而是是否有严格的实名认证（如手持身份证、人脸识别、视频认证等）、KYC政策（了解您的客户）和反洗钱风险控制策略的完善程度等。身份证/身份证复印件，或仅使用手机验证或邮箱验证进行交易，或缺少KYC政策和反洗钱风险控制策略），或只是一个杀猪交易所，提供了一个假定“知识”倾向因素。 因此，在办理此类案件时，侦查机关有必要对涉案交易场所（平台）进行调查取证，这也是侦查机关全面、客观开展侦查活动的法律要求。 如果是领先的交易所，或者是世界排名靠前的交易所，调查机构没有相反证据，可以基于被告受益的原则，推定交易场所不存在异常。

2、成交价格是否异常？ 以USDT为例，虽然发行方和行业习惯已将其锚定于美元，但USDT兑人民币的价格与美元汇率并不完全一致，还受供求等因素影响. 因此，判断某单USDT的成交价是否异常，首先要看成交时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 其次，需要纵向分析当时平台上交易所的实时成交价，横向比较不同平台的成交价。 我们认为，成交价格不一定要与交易平台的实时价格完全一致，合理的差异是应该被允许的。 比如低价部分可成交量太低，后续挂单价格略有差异，但成交深度较深。 在这种情况下（或在牛市中），出现轻微的价差，也应该是正常情况。

3、除了“返币”或“返钱”外，还有其他收益吗？ 在一些有实时价格的交易中，不排除出现异常成交价格的情况。 例如，当出现“退币”或“退币”时，实时交易价格会出现失真，这种情况也可以归结为交易价格异常。

4、卖家是否履行了必要的KYC义务？ 除了对平台的KYC和风控要求外，买卖双方也都有一定程度的KYC义务。 买方姓名（姓名）与义务相符。 买家付款时，有义务核对收款账户姓名（姓名）是否与平台订单中卖家姓名（姓名）一致。 如果两者不一致，卖家还是坚持放币，买家还是坚持付款，或者进行多次交易，或者进行大额交易，或者从线上转线下交易，这种情况下，更合理的做法是降低“知识”的认定标准或推定“知识”。

5. 有什么“预防措施”吗？ 众所周知，如果一个新注册的账户，或者一段时间没有交易的账户突然进行大量或频繁的交易，或者只买币不卖币/很少卖币的账户，有可能风险越大就会高很多。 如果行为者在交易前对交易对象进行筛选，则需要要求注册时间、交易次数、完成率、银行对账单等，这些附加条件确实可以在客观上避免一些高风险的交易。 最后，如果没有全部避免，那么行为人的“主动预防”行为就已经体现了他的主观态度。 这时，应该提高“知”的推定标准，或者直接否定“知”。

6、聊天记录或信息传递中是否有透露资金来源的？ 在虚拟数字货币交易过程中，部分用户已经从平台交易转移到平台外交易。 对于平台外的交易，双方需就交易的价格和数量达成一致。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调查双方的聊天记录，以核实双方是否传递了与买方的资金来源或活动有关的信息。 如果有，可以直接作为判断“知悉”的直接证据。

对于公民来说，“没有法律的禁止就是自由”。 因此，在我国没有禁止虚拟数字货币交易的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公民买卖虚拟数字货币并不违法，更不构成犯罪。 对于因正常虚拟数字货币交易而被抓捕的用户，我们认为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充分了解虚拟数字货币交易的特点。 在其他领域，当“黑钱”进入用户账户，用户账户流量明显异常（泛指流量过大）时，可以作为抓人的初步证据。 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作案人将涉嫌“洗钱”或“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但虚拟数字货币交易有其自身的特点（高频交易等），而在传统案件中引起严重怀疑的特点正是虚拟数字货币交易的共同特点。

2、行为人应及时告知收受“黑钱”的原因和超额营业额的原因。 当获悉作案人收受“黑钱”或因虚拟数字货币交易超额成交时，侦查机关应立即核实随案查获的手机、电脑中的交易记录，并与交易人员核实。平台。 避免非法拘禁，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也避免损害司法活动的权威性。

3. 期待可能性。 “刑法不能强迫别人克服困难。” 根据具体情况，可以期待行为人实施其他合法行为而不是违法行为。 如果不能期望行为人实施其他合法行为，行为人的行为就不能受到批评，也就不存在刑法责任。 对于公民来说卖泰达币合法吗，没有法律禁止自由。 在法律不禁止公众在互联网上买卖虚拟数字货币的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权要求行为人不得在互联网上进行正常交易，也不应存在这种预期的可能性。

4、“赃款”变“脏币”的过程仍有迹可循。 虽然虚拟数字货币或区块链技术本身的上述特点在客观上对赃款的侦查和追查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并不意味着无法继续追查。 虽然基于区块链技术产生的虚拟数字货币具有去中心化、易匿名化等特点，但只要这些虚拟数字货币在交易所或特定机构或个人进行交易，就会留下连接点。 有了这些连接点，侦查机关依然可以循迹继续追踪。 我国部分区块链公司有能力提供数字货币的链上追踪，也有帮助警方和反诈中心破案的先例。

5、虚拟数字货币交易事实查清后，前期支持拘留的初步证据不足以支持继续拘留的。 当行为人或辩护律师澄清事实或提供涉案交易信息及成交额高的原因时，拘留的初步证据已破译，侦查机关应及时通过随附物品、银行等进行调查报表和平台交易记录。 核实。 经查证，如果确实属实，那么此时继续被关押的肇事者已经处于“证据真空”状态，剩下的就只有怀疑了。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以怀疑为由继续拘留，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严重侵犯，是对社会主义法治要求的严重违背。

“公民不能因合法行为而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常识。 由于公民在互联网上交易虚拟数字货币是合法的，因此这种行为对社会没有危害。 退一步讲，即使存在社会危害，也不是公民的买卖行为造成的，而是虚拟数字货币或区块链技术本身的特性造成的。 因此，我们认为，在没有证据表明行为人可能已经犯罪的情况下，继续拘留有违法治精神，容易导致冤假错案的国家赔偿。 我们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提前取保候审是一种折衷方案。

综上所述，在行为人没有主动供述的情况下，运用推理的方法，基于现有的证据链，判断行为人是否主观上知晓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对于不能取得行为人主观知情的情况，本着怀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不认定行为人主观知情的存在，普通的虚拟数字货币交易不构成协助罪。信息网络犯罪活动。